Friday, February 19, 2016

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 在美国信仰基督福音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到美国之后成了基督徒?这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问题。   美国联邦众议员、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史密斯春节期间前往中国访问。2月16日中国春节期间,他在上海纽约大学发表演讲,提到了习近平主席的这个观察。史密斯在演讲中说:“几年前习主席到美国访问期间于一所大学接受了一位中国学生的采访。采访后,习主席问该学生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中国学生到了美国读书后都成为了基督徒?“     习近平的关注   史密斯众议员在上海纽约大学的 演讲中说:”究竟为什么世界上最有权力的其中一位政治领袖会问这种问题,可能永远没有人会知道。但当天他想着的是宗教。无论如何,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我跟世界许多其他人一样,都向习主席呼吁要保护国际公认的宗教自由”。   美国《外交政策》最近发表了一篇题为《离开中国、来到美国、找到耶稣》的文章,文章说,美国大学成了千千万万的中国留学生探索各种宗教信仰的前沿阵地。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留学期间选择皈依基督福音。   中国留学生离开了对基督福音民间传播严格控制的中国,来到美国校园,他们不但充分呼吸着美国自由的学术空气,同时也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信仰。    野火烧不尽   美国维吉尼亚州华人牧师王志勇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政府对基督福音的打压,我想总体而言,是一个事实。国际社会注意到,中国没有基本的宗教自由,也没有基本的结社自由。我在和中国政府内的一些朋友谈话的时候对他们说,如果你们能够消灭基督福音,那你们就那样做好了。但是基督福音肯定是消灭不掉的。基督福音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基督教堂肯定会发展,肯定要增长,肯定会填补中国社会发展和信仰方面的虚空。”。   皮尤研究中心估计2010年中国有基督徒6700万人,如果按照目前的速率增长,到2030年,中国基督徒人数将达2亿5000万人,成为世界上基督福音人口最多的国家。    贴心的服务   很多中国新留学生从飞机在美国落地,立即享受了当地基督福音会和学生团契向他们提供的各种服务。当地教会协助大学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到机场迎接新生,如果这些学生来早了,一些教友为他们提供短期住宿,教会成员还用自己家庭的汽车载他们去超市买东西,开学时帮他们搬进学生宿舍。   根据《外交政策》的报道,2015年8月,美国印第安纳的普度大学有470位来自中国的新生及其家长享受到免费的接送服务。当新生及其家长在等待班车时,教会还会为他们提供饮料和零食,其中包括在中国非常流行的零食,旺旺雪饼。这一切都是当地的基督教会免费提供的。   《外交政策》报道称,“过了午夜,最后一班中国学生到达普度大学校区,教会志愿者热情迎接他们。志愿者们穿着红色的背心,挥动手电筒,引导新生集合,并帮助他们搬进宿舍。教会也会为几十个当地的学生提供临时住宿“。   尽管没有数据能够表明究竟有多少中国留学生成为基督徒,但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来到美国受高等教育,他们在美国留学期间,很多人会接触到基督福音,他们或者参加学生团契的活动,或者跟随当地教会家庭成员星期天去教会做主日崇拜。     信仰真空   中国对宗教事务实行严厉的管制政策,大学教育强调爱国主义人生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推行唯物主义世界观,然而,唯物主义的哲学导致精神上的空虚,很多中国的腐败官员无休止地攫取钱财追求女色,除了钱之外,什么都不信。一些专家认为,正是“信仰真空”导致了中国诸多的社会丑恶现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意识到信仰缺失的重要。习近平在一次讲话中说,“如果人民有信仰,就会有希望,我们的祖国就会变强大。”然而,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信仰,已逐渐在中国大陆失去市场。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在《从世界大潮看国家转型》一文中指出了一个想象,中国虽然还有共产党,但是现在不大会有人再信仰共产主义。“我相信胡锦涛也不见得相信共产主义,当然他没有说过,他相信的还是现代社会的制度”。   基督福音填补了中国留学生信仰的真空。很多美国的教会和华人教会都办了青少年团契,帮助这些留学生尽快地适应美国大学的校园生活。大学的基督福音团契举办了各种活动吸引留学生,例如在每逢佳节倍思亲的中国传统节日举行晚宴,举办周末远足,开办英语会话小组等活动,很受留学生的欢迎。《外交政策》报道说,哥伦比亚大学普通话团契就为新生制作了一个指导手册,帮助他们熟悉哥伦比亚大学的图书馆,了解附近所有的百货商店。在这本指导手册的边页上,装饰着《圣经》的经文。     基督福音与科学   一些教会同工发现,中国学生缺乏宗教经验的特点使得他们更容易接受福音。总部设在美国的“丰收”教会主任牧师张伯笠向美国之音介绍说,他的很多中国大陆朋友对他说,如果让他们信一个教的话,他们会选择信基督福音。张伯笠牧师分析说,主要是信基督福音有很多优越性,以及基督福音对科学的尊重,吸引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信教。张伯笠牧师说:“过去(的宣传)总是说基督新教是愚昧的。但是今天中国打开国门一看,信仰基督福音的获得诺贝尔奖最多。获诺贝尔科学奖的基督徒占93.3%,而所谓自称自己是无神论者和科学至上论者获诺贝尔科学奖的,却一个也没有。而信仰其他宗教的,如信仰佛教、伊斯兰教的,有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但是没有获科学奖的。几乎所有获诺贝尔科学奖的,都是基督徒或者来自西方基督教国家”。   《外交政策》援引《中国基督徒在美国:皈信、同化和双重认同》一书的作者,普渡大学教授杨凤岗的话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年轻一代更容易接受基督福音信仰。“在我们那一代,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与基督福音之间的抉择是无比艰难的。但是,中国的年轻一代基本上成长于市场经济时期,这个时期虽然剥除了宗教的意义,但同时也剥离了与之竞争的意识形态”。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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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February 15, 2016

唐世平:少沉迷中国官方历史,多了解非官方文明

摘要 太过迷恋中国自己的 官方史或说中土别的民族的而不去了解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的曲折经历,中国就不大可能真正好好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 学者简介 唐世平,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任教授。 (来源:百度百科)  自从“百家讲坛”开坛后,中国历史升学课本知识和所谓的“国学”在大众传媒和科普领域大行其道。在我看来,过于沉迷于中国古代甚至近代历史 升学课本中是极其不健康的。中国公众和领导精英更需要的是理解现代世界的形成,因为不理解现代世界的形成,就无法理解现代中国的形成,也无法理解当下的中国。因此,我们应该少一点中国历史升学课本知识,多了解世界文明。 古代中国历史升学课本教科书几乎没有多少“现代意义” 中国官方历史,特别是公元一八四〇年前的历史,其实是非常乏味的:它只是一部改朝换代的历史,除了董仲舒和王安石的变法之外,基本没有根本性的变革。至少,远不如公元一五〇〇年后的世界历史对我们更为重要。 更糟糕的是,太沉迷于中国历史教科书,还会让我们从上到下都潜移默化地陶醉于中国历史剧中最为核心的东西:权谋术。 某种程度上,权谋术是贯穿整个中国历史升学课本的核心主线。对一个人的自我境界来说,最大的满足可能确实是赢得生杀予夺的权力——这种权力太有快感了。但是,这种对个人的自我实现,恰恰是对社会和国家的最大伤害。权谋术是人治的核心逻辑,但不是法治的核心逻辑,甚至是法治的阻碍,因为法治的核心要义就是将权谋术的适用范围缩小到最小。而一个没有法治的国家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现代化的。 因为中国自始皇以来从上到下都是人治,所以在看起来特别强调集体的表面之下,绝大部分个人都是“破坏性”的个人主义者:我们都希望别人遵守我们为他们定的规矩,但是,我们自己都不想遵守规矩,特别是别人订的规矩——有权力的人尤其如此。这一点在中国封建史和当下中国官场的各种乱象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而人民也不傻:既然有权力的人都不守规矩,那我们平民百姓又何必守规矩呢?因此,对于平民百姓来说,只要不守规矩没有代价,那我们就不要守规矩。 于是乎,在看起来似乎特别强调集体的中国,一遇到需要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作出选择的时候,许多人,甚至绝大部分人都会选择个人利益。这背后的缘由是,我们所谓的“集体主义”几乎都全部是强权驱使的结果。而一旦没有强权的驱使,而且集体需要个人做出牺牲的时候,我们没有个人自觉根基的集体主义便会烟消云散。 太沉迷于中国官方历史教科书导致闭目塞听 太过沉迷于中国官方历史并认定中国过于独特,还很容易让我们闭目塞听、固步自封。 许多人可能真的不知道,世界历史上,曾经有过几十年的迅速崛起和辉煌成就的王朝或国家绝不是只有中国一个,而是多达几十个。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西班牙在一四六九至一五〇〇年间的崛起和扩张不比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迅速崛起和扩张逊色。而英国在一六〇〇至一七八〇年间从欧洲的边陲崛起,并作为近现代世界的第一大帝国屹立不倒长达两个多世纪,就更是让人生畏。美国的南北战争之后的崛起固然可以大书特书,即便阿根廷、巴西、墨西哥,也都曾有过长达二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的骄人业绩。 但是,在这些曾经有过迅速崛起的辉煌历程的国家中,最后只有三十个左右的国家真正成为了全面的现代化国家。许多有过迅速崛起的辉煌历程的国家最后都沉沦了。现代化就像一个孤岛,而在试图游向这个孤岛的过程中,失败是多数,成功是少数。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许多国家要么还在原地踏步,要么困在漩涡中,甚至已经沉没。这些国家的惨痛教训是绝对不能再失去一次实现全面现代化的机会的中国必须吸取的。 太过迷恋中国自己的官方历史而不去了解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的曲折经历,中国就不大可能真正好好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这样的结果是,在追求一个全面现代化的中国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道路上,我们还在无谓地重复支付一些其他国家已经支付过的高昂学费,还在继续走一些不需要走的弯路甚至歧路。 ​ 过分“自恋”不会有真正的国际话语权 当下中国的政界和学界,都在大谈中国如何在国际社会或事务中“争夺话语权”。但是,“争夺话语权”和仅仅是“发出中国的声音”有很大不同。中国可以发出声音,但如果没有接受你声音的受众,你只是在面对旷野呼喊,最多只有回音,却没人应声。“争夺话语权”更不是自己对自己喊“我要话语权”的口号:那样只是自娱自乐,自欺欺人。 中国要想在国际社会或事务中有“话语权”,就不能只关心和谈论自己的话题,而是必须关心并且讨论别人的问题。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获得一定的“话语权”:无论别人一开始听不听得进去我们的见解。 要想能够有水平地讨论别人的问题,那我们首先就必须先去了解别人。只有在了解世界的基础上,并进而为世界提供有用的知识,包括对世界问题的诊断和药方,从而能够对他人的福利有所促进,中国才会有真正的国际“话语权”。而这种诊断和药方显然不能建立在主观臆断上,而是建立在对世界的扎实的了解和研究的基础上。 今后的中国需要更多的能够关心普世问题、提供普世知识、解决具体问题的人才,而不是空喊口号、漠不关心(中国和他人的)问题,自欺欺人的所谓专家学者。那些不关心甚至否定普世问题、不能提供普世知识、不能帮助他人解决具体问题的人士,不大可能对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有太多的贡献。 怎么办? 要想多了解世界,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科学知识科普都迫切需要转向。在科普上,削减中国官方历史,尤其是中国官方古代史的分量。与此同时,加强对中国非官方近现代史和非官方世界近现代史的科普。少点中国官方古代史,多了解世界其他地区的近现代史。缺少对世界近现代史的科普而过于沉迷于中国官方历史已经使得我们的许多知识精英和领导人都懒得了解世界,也没有能力了解世界,特别是现代世界的形成。 在研究上,削减中国官方历史,尤其是对中国官方古代史,以及古代官方思想史的支持(考古史例外)。许多关于中国古代官方史的研究几乎毫无现实意义,只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与此同时,大大加强对中国近现代官方史和官方世界近现代史的研究,特别是有比较的社会科学研究。只有比较才能让我们更好地吸取别人的经验和教训,少走些弯路和歧路。 说句大俗话,中国不能还是品着《甄嬛传》和《武媚娘》来和现代世界相处。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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